不仅西方哲学家韦伯和海德格尔等对我们思考“价值本体沦”有启示意义，中国的儒 家哲学在“价值本体论”方面尤其有着直接的丰厚的学术资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所创制出的仁学 体系，其理论特色就体现为由天命观念所表达的人生观理解。自此，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人生的安顿 就成为几千年儒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之后，孟子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构建了原始儒家 之人性与人心理论体系。在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王阳明，他基于对程朱理学之“理”本体的讨论和 批判建构了“心”本体论。在王阳明看来，此“心”虽由伦理原则切人，但其已超拔于道德本体而 进入了“实体形上”的层面，它是一个包含道德本体但又不限于道德本体的“实体本体”。 当然，这个“实体本体”不是“事实本体”，而是“价值本体”。王阳明的这 一理路为后世的儒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派别的形成就得益于王阳明的 理路：其代表人物主要以心性儒学为本，对于“价值本体论”纷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熊 十力认为哲学的宗旨就在于穷究本体，这一本体不是其他而是“本心”。此外，张君劢、梁漱溟等对 于本体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和“意欲”也进行了探讨。显而易见，无论是“本心”还是自由意志抑或 “意欲”，都是价值性的，而非事实性的。 不过，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最有代表性、因此也最具有借鉴意义的还是牟宗三。牟宗三的代表 性和借鉴意义在于：他以道德为进路，不仅建构成“价值本体论”，而且亦建构起“实践的形而上 学”——“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完备形态。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中，牟宗三放弃了对宇宙 生成发展过程的思辨虚构，而是把作为“良知”的“真我”当作本体。当然，这种建构也不是“事 实”意义上的，而是“价值”意义上的，即指“万有”依此本体而拥有了价值和意义，而非指该本 体创造、创生了万物。不仅如此，既然“良知”之“真我”是本体，它就必须能够应对多种理论诉 求，否则它便不可称之为“本体”。牟宗三通过解析“我”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指出，“良知”本体 包括三个“我”：一是“物自身的我”，是知体明觉之“真我”，由“智的直觉”以应之；二是“心 理学意义的我”，是“现象我”，由“感性直觉”以应之；三是“统觉我”即“认知我”，由“形式 直觉”以应之。在这三个“我”当中，“认知我”既不是“物自身的我”之“真我”，也不是“现象 我”之“假我”；它是由“真我”为了成就经验知识、为了开出科学和民主所依赖的知性经过“自 我坎陷”而成的。不过，这三个“我”虽各不相同，但最终都统一于“物自身”之“真我”： “真 我”是“智的直觉”之自视之“我”， “现象我”是以“感性直觉”应对“真我”时所起现之 “我”，“认知我”则来源于“真我”之“自我坎陷”。可 见，牟宗三虽然在本体的层面给予知性以确认和安顿，但他并未予知性以独立的地位，而是将它置于 “良知”的统摄之下。此为牟宗三之“价值本体论”的骨干。